古書畫家之續命俠者

「假作真時真亦假」,當以假亂真的書畫以等同真跡的展示效果呈現眼前時,人們會是什麼感覺?

 

1999年上海大雅藝術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館展出全套東京二玄社複製的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啓功、徐邦達、楊仁愷等大師親臨參觀,給予佳評。

 

啓功先生多次與上海大雅藝術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喬暘長談,鼓勵他引進二玄社的技術,複製國內珍藏的書畫珍品,讓兩岸同胞能並肩觀賞。「相信這機會實現時,大家的眼睛一定都已看不見展品,而是被眼淚迷住了。」喬暘深為感動。

 

啓功先生還提起八十年代第一次接觸二玄社作品時,與李可染先生的有趣爭執,李可染先生很喜歡二玄社的作品,說:「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最好的複製品,只下真跡一等啊!」啓功先生卻說,這些高超的藝術複製作品,其藝術效果已與真跡平等,而運用方便處,已達「上真跡一等乃至若干倍」,他還親自寫下《觀後感言》發表於《瞭望》雜誌,為二玄社複製作品叫好。

 

一「下」一「上」,兩位大師各執一詞,但都對二玄社的作品青眼有加。畫家范曾更以實際行動支持「大雅」,他一次就購買了十七萬元的作品。當喬暘帶著數十件書畫去范曾先生府上,范先生叼著煙鬥,拿出一個裝滿現金的百貨商店紙袋子:「錢在這兒了,你們點一下吧,不夠我還有。」狀極瀟灑。談及這批作品的用途,范先生說會送給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作臨摹教材:「我先過過癮,將來給學生用,更有意義。」

 

喬暘高興之余更添信心——這正是他認同二玄社並與之合作的初衷。他明白,真跡是不可能當做藝術教材的,博物館裡的珍品,往往深鎖秘閣,哪怕有機會展出也是用厚玻璃擋住,觀賞者在昏暗燈光下,遠遠觀賞,根本無法看到微妙細緻之處。二玄社的複製品填補了這個空白。「二玄」兩字源自中國的道德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是全世界第一家完整、系列複製中國古書畫的權威出版機構。

 

喬暘何許人也?為何走上這條路呢?

 

喬暘的父親,是著名表演藝術家喬榛。每每採訪喬榛時,這位著名表演藝術家總是向我提起他的兒子喬暘,喬暘並不多言,憨厚、孝順、樸實、低調,沒有名人之後那種莫名的優越感。

 

終於與喬暘進行一次深入的交談,喬暘和父親一樣,喜歡穿深色唐裝,舒展而自在。喬暘從事的是我完全陌生的行當:法書名畫、善本珍籍、古碑佳帖、緙絲刺繡……以複製的方式傳世,主持其事者需要有對古典藝術和相關古籍資料的精道諳熟,喬暘兩者皆具之。

 

喬暘向我回溯他的過往。

 

就讀上海師範大學書法教育專業時,老師盧前給予的是愉快教育,喬暘陶醉在書藝傳承的世界,按照既定路徑,一步步摹臨背用,沒有壓力負擔,只覺得筆下生花,寫得開心、快樂。「那時候就希望,把研習書法的愉悅傳遞給更多人。」喬暘笑著說。盧前老師成為喬暘人生中的第一位貴人。另一位貴人則是近代教育家唐文治的得意弟子胡邦彥先生,唐先生對古詩文的涵詠藴藉經由胡邦彥先生,又傳給了喬暘。七零後的喬暘,由此浸染在書法與古典文學的熏陶中。

 

其實,父親喬榛的書法也極好,剛正儒雅,一如其人。喬家祖上曾出過文武雙全的「上海喬公子」——書法得董其昌贊為「生龍活虎」,萬曆年間薩爾滸之戰英勇就義的喬一琦將軍。喬暘還得益於血脈中的啓蒙。

 

讀書的時候,喬暘已經開始蒐集各種碑帖、珂羅版畫冊,漸及稿校抄本、精刻古籍。「從老爸那裡討點小錢,買些善本。老爸很支持,知道我不是做壞事。」喬暘說這句話時大笑,笑中蕩漾著對父親的感激。儘管愛好書法,但喬暘畢業後沒有當書法家或書法老師,而是開了家做平面設計的廣告公司,因為專業還算對口,當時「這個比較來錢,再說善本書越來越貴了……

 

轉折出現在1996年。

 

日本二玄社的東南亞代理在上海美術館舉行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珍品複製展,喬暘前往參觀,立刻入迷了。之前從盧前先生那裡知道二玄社出版的碑帖品質極高,而盧前先生的書法老師,香港佘雪曼先生就是唯一為二玄社編撰書法教材的中國人。二玄社以假亂真的複製技術讓喬暘頓悟——為何不借助於這種方式,把自己喜愛的法書、古籍作為事業核心呢?

 

冥冥中的引領,喬暘回歸到應該去往的路上,一束光芒從此照亮他的行程。

 

二玄社作品在上海美術館的展覽,儘管極為成功,十天展期有多達八、九萬人參觀,銷售業績也不錯,但合作方卻頗多刁難,以致日本二玄社的東南亞代理無意繼續在中國發展。喬暘自告奮勇,願意與二玄社共同開拓中國市場。一拍即合,喬暘獲得日本二玄社中國大陸的代理權,為二玄社在華首席代理。

 

喬暘欽佩地說起二玄社社長渡邊隆男的事跡。上世紀六十年代,社長到台北故宮博物館參觀,博物館的鎮館三寶——北宋巨幅山水《範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李唐萬壑松風圖》以及其他精湛的書畫珍藏令他震撼。返回日本,他對社里二百多位同仁提出他的設想:通過高精度拍攝,按「原寸、原色、原質地」的標準,對原作還魂再造,從形態上更逼近真跡。

 

結果,全公司只有兩個人投贊成票,一是社長本人,另一位是美術總編高島義彥。二玄社同仁提出,這樣的項目前無古人,涉及金額巨大,是長線投資,對私人出版社而言,壓力太大,根本經不起任何意外風險,很可能是賠錢的生意,而且會賠大錢。渡邊社長當然明白,但他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個充滿冒險性的事業。自1972年項目開始,到2002年最後一件作品《宋李唐江山小景圖》完成,歷時30年,共複製了412幅書畫名跡。其中耗時最久的2件作品,從開始複製到最後完成,居然用了16年!

 

喬暘加入了,帶著他的熱愛。尤其是,喬暘在二玄社看到啓功先生為一位日本專家寫的四個大字「功德無量」,並附小跋:「鬼澤先生複製古書畫,為古書畫家之續命俠者,敬拈四字為頌。」

 

「古書畫家之續命俠者」,喬暘覺得啓功先生的贊譽太妙了,精准概括出二玄社此舉的意義:古書畫家的藝術生命,是寄託在他們的作品上的,如果作品毀損,那他就僅僅是藝術文獻中的抽象符號。高明的藝術複製,能「克隆」出書畫珍品的分身,通過傳播推廣,深入人心,大師的藝術生命也就得以永生。

 

這成了喬暘終身的志業。

 

1996年底,喬暘終止廣告業務,成立「上海大雅藝術品有限公司」,帶著二玄社的精美作品開始全國巡展。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留下他的足跡,大獲成功。在廣州,關山月先生親為題辭,盛贊此展「給羊城送暖」。這些複製精品慢慢擁有了不少高端客戶。喬暘在各省市舉辦高規格藝術展覽、藝術推廣活動近200場。99年北京故宮展覽的一幕正是其中的插曲。

 

五年後,喬暘將公司更名為「上海太一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太一」應對「二玄」,頗有禪意,是雙方默契合作的詮釋。這時二玄社已經完成書畫複製工程,只賣庫存,不再研發新的作品,喬暘面臨著新品枯竭的尷尬,但他仍然用「太一」維繫與二玄社的交誼,表明他對二玄社的尊重。同時他把目光投向更廣泛的合作夥伴,很快獲得美國樂志堂授權,推廣其複製歐美散佚中國古代書畫;為日本近代書道研究所推廣其複製的明清書畫;與台北戴勝山房出版社合作,以數位珂羅版限量複製國內各大博物館、圖書館、重要藏家的法書名畫、善本珍籍、古碑佳帖、緙絲刺繡,幾乎窮盡了平面媒介能夠涉及的所有品種,並獨家代理其出版作品。

 

使用珂羅版,這是喬暘的夢想。珂羅版印刷技術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最能表現書畫的精微奧妙,而且可以直接複製在各類手工宣紙和真絲絹上,只是成品率極低,成功不易,只適合做極少量的高端複製出版。

 

喬暘做事、投資,常常出於「好事之徒」的偏執,為了作品更完美、符合自己的理想,而做出違背一般市場經營思路的「蠢事」。最初,喬暘只是銷售合作機構複製的書畫作品,雖然省心省事有利可圖,風險又小,但只能被動接受結果。當他試圖參與到具體的複製過程中時,台灣戴勝山房出版社給了他千載難逢的機會。台灣戴勝山房出版社以彩色珂羅版為核心科技研發而成的藝術複製技術,作品層次豐富細膩,逼真傳神,且無印刷網點,效果直追二玄社,但由於工本過高,很難發展。

 

喬暘投入巨資,與戴勝山房共同深入研發,逐步完善,並得到了二玄社美術總編高島義彥先生等業界同仁的無私幫助,使戴勝山房成為繼二玄社之後又一頂級複製機構,其作品唯一獲得二玄社高度認可,長期參與二玄社作品在中國大陸地區推廣展出活動。

 

應該說,喬暘在複製真跡的探索中又站到了一個新高度。

 

獲得代理權和合作研發新品是業內對喬暘在複製書畫藝術品市場把控自如的認可;另一個收穫則是——喬暘成了古書畫鑒賞和審定的內行。求學時奠定的功底、多年歷練積累的經驗、廣結善緣凝聚的專家團隊,還有不計工本建立的資料庫,全派上用場了。2009年,喬暘在日本京都一位藏家的文庫中發現個很舊的小木盒,打開一看,是明代書法第一人——祝允明(祝枝山)的草書秋興八首長卷真跡,寫於正德丙子年(公元1516),約五百年前。這是非常珍貴的法書名品,喬暘向藏家提出帶回中國複製出版,藏家因為喬暘任二玄社中國代理十多年,信用卓著,沒有要求任何質押,就讓喬暘帶回中國。喬暘知道,這是藏家對他的無上信任,也是喬暘與二玄社多年合作的誠信所至。

 

《秋興八首卷》帶回國內後,喬暘用珂羅版技術複製了200份,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王立翔觀覽後,嘆為稀有,決定影印出版5000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劉九庵先生曾提出假說,認為許多祝允明的書跡可能是其外孫吳應卯所偽造。喬暘認定該卷是祝允明之作,因為他在各大博物館見過不少祝允明法書名品,也收藏了大量祝允明書法資料,還在天津博物館看到過吳應卯書法真跡,風貌特徵完全不同,足可斷定《秋興八首卷》不是吳應卯的仿品。

 

書法界有人提出,祝氏書法中「山」字打圈都是吳應卯所仿,而《秋興八首卷》中恰恰有幾處打圈的「山」字,讓人撲朔迷離。喬暘搜索歷年整理出來的龐大資料庫,發現公認的祝允明傳世真跡至精之品——《興寧縣誌》中,至少有三處「山」字是打圈的。《興寧縣誌》恰好也寫於「正德丙子年」,與《秋興八首卷》同時。

 

為了驗證自己的觀點,喬暘蒐集了更多相關資料,甚至找到了《秋興八首卷》最早的出版實物——民國九年(1910)上海有正書局第六版。說明百年前《秋興八首卷》已得到大量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又被多次翻印出版,足見這件作品的獨特魅力。

 

 為了讓《祝允明書秋興八首卷》的出版更扎實有權威性,喬暘「好事之徒」的毛病再度發作,他驅車蘇州拜訪著名書法家、吳門書派研究專家、《中國書法全集祝允明卷》主編葛鴻禎先生。時值酷暑,空調恰好壞了,車內溫度達四十多度,喬暘全身濕透,乾脆把上衣脫掉,等到達蘇州正好吹乾,再穿上。喬暘衣冠楚楚地拜會葛先生,展開長卷,葛先生大為驚艷。經過仔細觀賞,葛鴻楨先生很肯定地說:「這是祝允明留在民間最好的書作」,慨然答應論證、作序。喬暘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影印本出版後,半年內被搶購一空。《祝允明書秋興八首卷》的藏家2011年將此卷上拍,拍賣行打破用一二頁介紹拍品的慣例,以十五頁的篇幅介紹《祝允明草書秋興八首卷》,最後以3680萬人民幣成交,創祝允明書跡拍賣史上天價。

 

對祝枝山書法的成功辨析,使喬暘在業內聲名鵲起,北京文物公司慶雲堂將舊藏《明祝允明草書前後赤壁賦》交喬暘研究、複製,是對喬暘是極大的認可;美國紐約的藝術投資基金委託喬暘在全球各大拍場選購、運作珍貴中國古書畫,首批購入作品為《明倪元璐黃道周書畫合卷》及《明祝允明行楷書滕王閣記冊》,喬暘已經在古書畫投資領域初露鋒芒。

 

以《明祝允明行楷書滕王閣記冊》為例,祝枝山為人熟知的書法風格是放蕩不羈,縱橫恣肆。而這冊《滕王閣序》卻在精緻嚴謹中瀟灑自如,帶有米芾最為人稱道的「跋尾書」風貌。喬暘通過對各種資料的比對研究,確定為祝枝山所寫。溫和的喬暘顯現了極具魄力的一面:2013年在紐約蘇富比春拍以3萬多美金(人民幣20萬左右)買下,通過研究、展覽、推廣,2014年即拍出304萬圓的高價,一年之內,價漲十多倍,實現了珍品的價值回歸。

 

喬暘從事的是博古通今的事業。當很多久遠的書畫被當今的技術複製重新呈現人們眼前時,喬暘真的像啓功所說的那樣,成為古書畫家的續命俠者。

 

且來看看幾個成功案例:

 

2004年,「太一」為天津博物館複製之《宋范寬雪景寒林圖》、《元趙孟頫書洛神賦》、《明仇英桃源仙境圖》、《清八大山人河上花卷》等珍品,替代真跡,長期展陳於天津博物館珍寶廳,創新中國博物館史上之特例;

 

2009年,「太一」為國家圖書館特製的《古書十九種》善本古籍書影,成為國圖百年慶典最高端的藝術禮品,贈送給各國政要、專家學者,作品廣受好評。

 

2010年,「太一」為遼寧省博物館複製的國家一級文物——《明緙絲仇英水閣鳴琴圖》,入展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國家館,成為民營文化機構中唯一獲此殊榮者。

 

觀賞者未必知道這些複製作品的來龍去脈,但他們得以摩挲把玩,與古人神交,喬暘就滿足了。

 

有趣的是,2012年二玄社美術總編高島義彥先生榮休,將其珍藏之原三井文庫聽冰閣所庋最善本《北宋拓麓山寺碑》交喬暘限量複製。「太一」從與二玄社的合作起步,現在反過來為當年的支持者服務,「太一」之名,典出《郭店楚簡--老子佚文》:「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太一」強調感恩,注重反哺。「太一」和「二玄」,就像浩瀚蒼穹里的雙子星,相互輝映。

 

喬暘的路還很長。

 

2006年,喬暘一家移民澳洲,太太帶著女兒、兒子長住悉尼,喬暘則成了「空中飛人」。為了讓兒女傳承祖國的文化,喬暘策劃整合國內最精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在澳洲建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體驗樂園,並為之起了很美的名字:「禮園」——漢司馬相如《上林賦》:「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孔子「制禮作樂」,喬暘嚮往「禮樂治天下」的境界。

 

2013年,喬暘又獲得了新的機遇。「太一」與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達成合作協議,共同研發高端藝術出版專案——《縹緗古艷》,以原寸、原色、原質地、原裝裱的更高標準,還原古籍碑帖神韻,創造藝術出版典範。《縹緗古艷-上海圖書館》系列作品首批作品三件: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宋版諸葛忠武侯傳、明馬湘蘭致王稺登情書卷在南京美大紙坊舉辦首發研討會。之後又在北京萬科雲會所舉辦展覽。因為採用珂羅版印刷技術,《縹緗古艷》系列作品每件限量印制二百幅,既保證最高品質,又提升了收藏價值。「我們只服務二百位有品位的讀者。」喬暘笑稱這個專案的服務目標是為真正有實力有品位的藝術愛好者提供最高端的閱讀賞析體驗。

 

喬暘如此年輕,卻學養豐厚,沒有辜負他父親的培養。在上海鬧中取靜的永嘉路,文化廣場對面用巨幅《宋徽宗草書千字文》包裹起來的「太一文房」是「太一文化」藝術複製作品的展覽之處,在那裡品茶、賞畫、習字,別有情趣,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古書畫家之續命俠者」,喬暘無愧於啓功先生的厚望。

 

 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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